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各地农村闻风而动，纷纷定规划、出措施，呈现出一派喜人景象。然而，也有个别地方开始叫农民集资，准备拆农民房屋，大兴土木，说是学华西村，建集中连片的农民新村，有的甚至叫“农民别墅”。如果，此地有这个实力，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建新村，自然是好事，值得支持。问题在于，一些地方实力并不雄厚，甚至农民还比较贫困，却也煞费苦心、东挪西借，不惜举债建新村。这就值得研究了。

　　在一些同志眼里，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一个“硬指标”，这就是必盖新房、建小区。有的认为，只要农民新村建好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建好了。这实在是一个误区，把新农村简单化、片面化了，是一种形而上学。须知，“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协调、人与环境的协调；其次，“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动态性概念，“新”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发展的。房子修得再好，农民没有活干，缺乏产业支撑，“住着新盖的房，吃着救济粮”，这就不叫“新农村”；农民再有钱，但文化不高、举止粗俗、环境脏乱、乡风不正，也不叫新农村。从某个角度说，新农村“新”就新在新的观念、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环境、新的风气、新的机制，离开一样，也不是真正意义的新农村。只有具备20字要求，才能称其为“新”。

　　然而，也要看到，20字要求只是一个原则性规范，它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具体标尺。怎样来衡量、评估新农村？需要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认识新农村。要看到，各地自然环境、资源秉赋、地理位置、发展起点不一样，新农村建设具有多样性、阶段性、梯级性、区域性特点，不可能“齐步走”，其具体形态也肯定不能整齐划一。例如，在山区，地多人少、交通不便、农民居住分散，非要叫农民离开山清水秀之所，聚居在一起，既违背农民意愿，又违背农业生产规律和特点。又如，在主城区周边的农村，不搞城乡一体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还在依靠传统农业吃饭，这也不叫新农村。总之，新农村不可能只有一个固定模式，山区、平坝不一样，几大经济板块之间也不一样，其精髓在于形神兼备、内外统一。集体新村只是“形”，农民素质才是“神”，产业发展是支撑，管理民主是保证。

　　总之，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固定模式，各地应根据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探索、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