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党建民主就没有三个代表

　　党中央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工作，继提出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之后又大力开展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我认为，党建工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组织上都存在重大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有很大的困难。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必须从党建工作入手，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样我们的先进性教育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是共产党员应当满足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但现实生活中一部分党员又是什么一种状况呢？就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为了出国党员退党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党员不能出国。我的第一个单位是一个部级设计院，在那里我的部门经理曾绘声绘色的向我们几个下属描绘了如何把礼物揣在大衣里送给院长，甚至还出过有人拿送礼的帐本威胁院领导的事情。我的第二个单位是南方一家中央部委投资企业，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党员负责干部巧妙的将国家投资转化为个人资产的过程。后来我转到了一家银行单位，还没有二年，就出事了，道貌岸然的行长居然贪污了几百万。我也做过通讯产品生意，亲眼见到负责通讯的邮电局副局长违反规定为通讯设备代理商鸣锣开道。

　　由于我们这几年经济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掩盖了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认真想一想，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就是党员、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了号召力，党组织丧失了战斗力，也就是党建工作出了大问题，才使得一个最早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我们应该好好吸取这个教训，因为我们和前苏联在党建工作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党建工作基本上延续了战争年代党建模式，没有考虑到和平年代与战争年代有些关键因素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和平时期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加以改变。

　　例如，如果我们把三个代表的思想放到战争年代，那么合格的党员就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与敌人作斗争冲锋在前不怕牺牲、有良好的战斗技能和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战争年代的党员冲锋在前，不怕牺牲，不断的经历一次又一次生与死的考验，这样锤炼出了一个又一个合格的党员。由这样一支合格的英勇的党员队伍领导的军队就非常有战斗力，不仅在国内战争中打败了蒋介石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一句话，就是烈火炼出来的是真金。和平年代的党建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入党不会象战争年代可能掉脑袋，也不需要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反过来，只有入了党在有些情况下个人事业才能发展，与战争年代的流血牺牲相比完全不同了，有不少人入党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是抱着个人的种种目的入的党。而和平年代缺乏各种考验的条件，这样的投机分子要比战争年代更加难于发现。也就是没有了烈火，如何才能炼出真金？这是党的执政地位与和平时期给党建工作带来的本质变化之一。

　　其次，和平年代以建设为主。党员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必须要有很强的专业技能，专业技能又是分专业和行业的，少说也有三百六十行，比起战争年代的党建工作基本上是在军事组织中发展，其规模要大的多得多。战争年代，党员的实践活动以军事行动为主，而和平时期，党员的实践活动涉及到三百六十行的方方面面，其规模和复杂性都不是战争年代可以相比的。在战争年代，党员的先进性基本上就是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而和平年代，党员的先进性必然与行业或专业有关系，我们始终没有看清这个问题，一直都是笼统的说成“又红又专”，没有按行业或专业分类考核，这是党建工作的本质变化和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严重失误之二。例如，以前安徽省有很多县长是安徽农业大学的学生，又有很多副县长是合肥工业大学的学生，因为按惯例是一把手管工业，二把手管农业，这就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学农业的管工业，学工业的管农业。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我们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提出合乎实际的解决办法，我们才能搞好和平时期的党建工作，而目前的党建做法基本上还是沿用了战争年代的基本方法，所以对党建工作我们应当作以下几点改革：

　　第一，入党由申请到预备到正式党员这个吸收和发展党员的模式应当予以改变。

　　在战争年代，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和防止敌人的渗透，发展党员需要介绍人。而我们在和平时期，没有战争年代秘密工作时担心暴露的因素，首先应当废除介绍人制度。

　　其次，必须充分认识到和平时期人的生活丰富多样了，思想也比战争年代更加复杂多样，对人的思想改造的要求要远大于战争年代。例如，老红军刘青山、张子善在战争年代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到了和平时期，各种物质生活的变化反而使其思想不能适应，由于忽视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最终成为罪人。所以我认为党员永远没有“正式”这个说法，只有先进性的度的差别。也就是说，党员的先进性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当然也有人还会倒退，甚至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世界观的改造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解和牢固树立（不是简单朴素的信仰）可能需要一个人一生的努力，也许一个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要盖棺才能定论。所以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把入党认定为一个人愿意追求真理和先进的过程的起点。打个比方，入党就像入学，但需要有起码的条件，例如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再就是道德诚信记录良好，这三门课及格就可以入学，当然这个“学校”你能学到几年级能不能毕业那是以后的事情。所以应当改革党员吸收和发展的模式，由省或市（县）设立专门机构对希望入党的人员进行考核，达到基本要求就可以同意入党。如果用预备和正式来区分党员的两种状态特别容易给党员以错觉，以为只要正式了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我们绝对应当把预备和正式党员的概念加以修正，也就是入党不过是一个人希望追求真理的起点而已，党员只有盖棺定论才能说是否是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所以只要有一定条件的希望追求先进的公民都可以入党。

　　第二，尊重人的认识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规律，对党员应当按行业或专业按先进性的差别确定出先进性的“度”，也可以说是按行业或专业定出先进性的级别，类似于围棋的段，军队的军衔。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人的正确认识来自于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活动。一个党员不但要有很好的道德素养，有舍己为人的精神，能一心一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且还要有高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真正反映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而所有这些是需要假以时日不断学习积累的。所以每个党员的先进性必定有先进“度”的区别，比方佛教的修行也区分罗汉、菩萨和佛。先进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程度和相对的概念，没有度量的先进性将丧失其原有的意义。所以应当全面改革职称评定制度，不单独评定技术职称，而是结合专业技术考核、文化底蕴考核和政治思想、道德水平、实际工作表现进行综合测评，而且要分专业测评，可以参考围棋选手按段位来区分水平高低这个方法，确定级别。党员的先进性一定要均衡，尤其是以前党员的文化底蕴的培养被忽视了，以至于李洪志才能乘虚而入，拿着半斤八两的法轮功欺骗了很多党员干部。如果党员也能学习和了解佛教、道教以及儒家的经典，再对比其他宗教的学说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迷惑。先进的思想当然是不怕对比的。确定先进性的“度”不仅能促进党员认真学习，还能引导和要求党员的学习做到系统性、连续性和一贯性，要求党员活到老，学到老，把我们党真正改变成为一个学习型的党。先进性的要求在各个专业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专业技能要求不同，三百六十行，党员要按专业区分，各专业也都要发展专业党组织，选好各专业的先进分子，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对各专业的优秀党员进行登记、统计，全国一盘棋，合理调配和使用优秀的人才资源。

　　第三，和平时期没有了战争年代的烈火般的考验，但我们应当有长期的、一辈子的“文火”来考验党员是否合格和用具体的条文来约束党员的具体行为。这个好方法就是建立承诺制度。承诺制度就是我入党了，就要一步一步的增进政治思想、道德情操、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文化底蕴的学习和实践，把要逐步达到的各项要求一项一项列出来，写明确。由于人的思想和实践的发展的客观规律，我认为，不同级别的党员应当对承诺的条文有范围不一样多的选择，级别越高，承诺的条文越多。承诺制度也是我们考核、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思想坚定、道德高尚的党员队伍的手段和标准。共产党员区别于普通技术干部以及文化人的主要特征就是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如上述，应当认识到人的认识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理想也不是说树立了就树立了，要把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入党宣了誓就OK了。人是一种高度智能化的动物，口头说的与大脑里真正想的不一定是相同的。而当你能真正做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的时候，才能说明在道德和思想境界上有了先进性。所以也用承诺制来确定一个人愿意牺牲的内容以及对个人行为规范的要求。例如，党员干部承诺向党公开个人财产，承诺子女不经商，高级党员干部承诺子女不出国等等牺牲个人利益的内容。当然，承诺的级别是不同的。最高级别的承诺是真正的无产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例如即使是私营业主，只要他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平时生活适当消费，死后愿意把全部财产贡献给国家的党员就可以认定是共产主义战士。战争年代不怕牺牲生命的党员就是合格的党员，和平年代也要用牺牲个人利益的多少的承诺来确定党员的政治思想先进性程度，也要用条文不断增多的承诺来不断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操水平。承诺制同时也是有效的监督机制。自愿的承诺同时也不侵犯人权，是个人为了理想和信仰的自愿选择。

　　第四，尽快改变党员干部自上而下任命的体制，实行分专业的自下而上分级选举制度，闯出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道路。我一直认为，人力资源的浪费是中国最大的浪费，尤其是许多诚实、专业技能强而不愿跑官送礼的真正的中华的脊梁不能在他们合适的岗位上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悲哀！在中国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学生时期的一个班级、一个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往往在走入社会后其成就和表现往往比不上那些在学业上比他们差很多的学生，总有人说是这些学生死读书。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个原因，而是我们的干部体制存在逆向选择的原因。会哈官、跑官、有关系、会送礼的往往就高升了，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往往一辈子也不能得到重用。这就是我们干部自上而下任命的体制造成的恶果。因为你不去哈、去跑、去沟通感情，如何能得到上面的赏识？当然也就没有提拔的机会。即使上级领导是一个作风正派、不循私情的领导，面对各个专业的人员，也难以分出高下。因为只有同一专业和行业的人互相才能知道水平的高低，所以我主张按三百六十行分专业进行选举，分别选出各专业的最优秀的人物，这里所说的三百六十行是个假设数目，具体的专业远远不止这个数，而选举和评定的标准就是第二点所说的先进性的“度”，而不是纯粹的技术职称。然后再按各省、市设立各专业的党员委员会（非在职），国家设立最高层次的国家级的各专业党的委员会。这一点与体育分级制很相像，我们的体育金牌已经是世界第二了，说明这个举国体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和西方发达国家对抗和竞争的有效手段。如此，我们可以把全国各行业的党员按先进性的度进行纵向的分级和统计。在横向，也就是党员平时都是在各自的单位里，其区分就可以按其先进性的“段位”或“衔位”再结合各专业对于单位的重要性分配人员比例组成党委会，党委会再选举出书记和总经理。这样产生的领导班子，不仅可以根据信息数据库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党员干部进行调配、流动，而且由于是同行业、同专业的人选举出来的，不仅民主而且互相了解，选出和评定的各级先进党员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需要分多少个级别呢？这要根据行业和专业的复杂性的不同来确定。另外还要考虑各级人员数量分布的合理性，使各级的党员不仅能向上，退步的还要降级，也就是能下。少数贡献突出的可以一次跳几级，没有资历的限制，也没有年龄的限制。此方法绝对可以杜绝一切人事领域的腐败，极大的提高人才使用效率，如能实行，中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要快很多、好很多。

　　党建工作如作以上的改革，那么我们的党建也就符合了和平时期党建的规律和特征，我们就有了各行各业的先进的党员干部队伍，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战胜一切困难和险阻，不断走向胜利。